塘沽协定签订，蒋，汪2人如何公开卖国？最关键他俩认为卖国有理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份协定不仅默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更使华北战区的统治权落入日本之手。面对如此屈辱的条约，身为国民政府要员的蒋介石和汪精卫不但未能捍卫国家主权，反而大肆宣扬＂不丧权不辱国＂的谬论。汪精卫更是公开发表谈话，将东北沦陷比作＂房主被强盗赶出房子＂，以此为屈服日本开脱。在接收战区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步步退让，使得名义上收回的领土实际仍在日本控制之下。

华北战火燃起满目疮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在占领东北后并未停止扩张的脚步。日军不断在长城沿线制造事端，试图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华北地区。

1933年初，日军调集大量军队，在热河省发动全面进攻。当时的热河省主席唐聚伍在日军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致使热河沦陷。

随后日军继续南下，向长城发起猛烈攻势。国民党军队在长城一线奋起抵抗，但在军事实力的悬殊差距下节节败退。日军很快突破长城防线，占领了延庆、密云等地区。

华北战事的失利使南京国民政府陷入困境。一方面，他们需要应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他们更关心如何巩固自身统治，镇压国内革命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开始暗中寻求与日本谈判的机会。他们派出代表与日方进行秘密接触，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化解军事危机。

日本方面也有意通过谈判来实现其战略目标。他们希望通过协议的形式，使其对华北的控制合法化，并为进一步扩张创造条件。

经过多轮谈判，双方最终于1933年5月31日在天津塘沽镇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这份协定表面上是一份军事停战协议，实则是一份出卖国家主权的投降条约。

协定规定，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长城以北地区，该地区成为非军事区。日军虽然表面上撤至长城以外，但实际上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

更为严重的是，协定默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现状，等于在外交上承认了＂满洲国＂的合法地位。这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为日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汪氏狡辩 卖国理论显无耻

塘沽协定签订后仅一天，汪精卫便急不可待地发表公开谈话。他在谈话中声称这份协定是在＂不丧权不辱国原则之下＂签订的，并强调这只是＂专讨论军事部分＂。

汪精卫在谈话中抛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如果以停战为对日已妥协、已屈服，岂是持平之论？＂这句话暴露了他为卖国行为辩护的真实意图。

同一天，南京政府向全国发出通电，承认早在华北抗战开始时就已经打算与日本签订协议。通电中称政府已确立＂最低限度＂的休战条件，声称这样做既不会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也不违反国际和平公约。

南京政府还在通电中强调，塘沽协定虽然＂隐痛实深＂，但声称这些损失＂仅属军事，不涉政治＂。这种说法试图掩盖协定的严重政治后果。

到了6月5日，汪精卫在南京政府纪念周上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他的卖国理论。他不得不承认，河北停战后日军最多只撤到长城以外，这实际上等于承认长城外已不属于中国领土。

但汪精卫随即又狡辩说，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不是如此＂。他甚至用了一个荒谬的比喻，把东北沦陷比作房主被强盗赶出房子。

在这次演说中，汪精卫还提出了两个所谓的解决方案。在外交方面，他主张依靠国联和各签约国来解决中日纠纷；在内政方面，他提出要＂以国力收复失地＂。

这套说辞很快成为南京政府的官方立场。汪精卫和蒋介石共同炮制的这套理论，成为他们为塘沽协定开脱罪责的遮羞布。

这种＂卖国有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当权者对民族利益的背叛。他们企图通过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来掩盖自己屈服于日本的行为。

汪精卫的一系列言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爱国人士纷纷揭露这套说辞的虚伪性，指出这不过是为投降政策寻找借口。

但南京政府并未因此改变态度，反而利用这套理论为自己开脱。他们把塘沽协定描绘成一个＂战略性后退＂的决定，试图淡化其屈辱性质。

这种为卖国辩护的做法，暴露了当权者在面对外敌时的懦弱本质。他们不是寻求有效的抗战方案，而是竭力为自己的投降行为找理由。

汪精卫的这套说辞虽然荒谬，但却反映了南京政府的真实立场。他们宁愿牺牲民族利益，也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为日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埋下了祸根。汪精卫的卖国理论，成为了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耻辱记号。

蒋公默许 剿共大过抗日寇

在塘沽协定签订之际，蒋介石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剿共＂这个他认为的首要任务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视而不见。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与汪精卫的公开辩护形成了一种默契。两人在处理日本问题上达成共识：稳住日本，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

南京政府将塘沽协定的签订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认为通过这个协定，可以在北方以牺牲东北和华北为代价，换取日本暂时停止南进。

这种战略思维反映在具体政策上。蒋介石下令加强对江西苏区的军事包围，调集大量军队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

在军事部署上，原本用于抗日的军事力量被大量调往剿共前线。这种做法使得华北地区的防御力量大为削弱。

日本方面对这种情况了如指掌，他们抓住机会，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面对日方的挑衅，蒋介石始终采取忍让政策。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日军不断蚕食华北的过程中，蒋介石甚至默许了一些亲日分子在华北活动。这些人打着＂维持治安＂的旗号，实际上在为日本侵略做准备。

蒋介石的这种做法，使得＂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变成了＂剿共不顾外患＂的实际行动。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如何消灭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上。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剿共＂的重要性。他认为只要能够消灭共产党，就可以统一全国，然后再考虑抗日问题。

这种错误的战略判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日本趁着国民政府专注于内战之机，加快了对华北的渗透和控制。

蒋介石对日本的绥靖政策，还表现在外交上。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传达＂互不侵犯＂的意愿，试图以牺牲部分主权来换取暂时的和平。

这种做法使得抗日力量大受打击。许多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被调离华北前线，一些坚持抗日的地方武装被解除武装。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对抗日言论的管制。凡是批评政府对日政策的言论，都被视为＂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这种＂重剿共、轻抗日＂的政策，最终酿成大祸。日本利用国民政府的软弱，逐步将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华北地区。

蒋介石的默许态度，与汪精卫的公开辩护，共同构成了一幅投降派的完整图景。两人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在为对日妥协政策服务。

卖国无底线 华北沦陷渐沉沦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并未因此停止对华北的蚕食。他们利用协定中非军事区的规定，不断扩大在华北的势力范围。

1935年，日本军方提出了＂华北五省自治＂的要求。他们要求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建立独立的政权。

面对日方的无理要求，国民政府再次采取退让政策。他们同意在华北实行特殊化政策，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特殊权益。

日本随即在华北扶植了一批亲日分子，建立了所谓的＂治安维持会＂。这些组织表面上维持地方治安，实际上成为日本控制华北的工具。

华北特殊化的进程在1935年底达到高潮。日本扶植的亲日势力在河北、察哈尔等地相继成立自治政府。

这些傀儡政权虽然名义上仍属于中国，但实际上完全受日本控制。他们的存在使华北地区逐渐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更令人痛心的是，国民政府对这种局面采取了默认态度。他们派出的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实际上成了配合日本执行特殊化政策的工具。

在整个过程中，日本军方采取了步步进逼的策略。他们利用一系列所谓的＂事变＂，不断扩大在华北的控制权。

1936年初，日本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要求华北五省在经济上与＂满洲国＂实行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国民政府面对这种局面，除了口头抗议外，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抵抗措施。他们甚至默许了一些经济特权的让步。

华北的经济命脉逐渐落入日本之手。日本通过控制铁路、矿产等重要资源，实现了对华北经济的全面渗透。

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华北地区民族工业的衰落。大量民族企业被迫倒闭或被日资企业兼并，工人失业，民生凋敝。

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华北已经实质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的全面控制。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国民政府的投降政策密不可分。从塘沽协定到华北特殊化，每一步都显示出当权者的软弱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