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平定回疆——简论北京“回子营”的成立

清朝平定回疆——简论北京“回子营”的成立

清朝平定回疆——简论北京＂回子营＂的成立

引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冬，北京西长安门外一处特殊的居所悄然成立。这里住着一群来自遥远天山南北的异乡人，他们不是普通的移民，而是清廷特意＂请＂来的贵客。这些人中有的曾是呼风唤雨的和卓后裔，有的是叱咤一方的伯克贵族，还有的是技艺精湛的艺人匠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回子营的居民。为何清廷要在京师开辟这样一处特殊的居所？这些异乡人又在这里演绎了怎样的故事？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一、回子营设立的历史背景

世人皆知乾隆年间西域大捷，却不知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背后，还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乾隆十九年（1754年）四月，一封来自伊犁的密报惊动了紫禁城。驻守将领巴延泰在奏折中写道：＂大小和卓木兄弟已被软禁于此，请陛下定夺。＂这两位和卓木兄弟，正是白山派的重要首领。

几十年前的康熙年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便看中了天山南北的富庶之地。这片绿洲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商旅络绎不绝。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两个势力在明争暗斗——黑山派和白山派。

噶尔丹先是佯装调解两派纷争，后来却突然翻脸，将两派的领袖都掳到了伊犁。不过他很快放回了黑山派的首领，并扶持其建立了傀儡政权。就这样，准噶尔人开始了对天山南北的统治。

乾隆十八年（1753年），准噶尔内部矛盾激化。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为争夺权力大打出手，战火烧遍了伊犁河谷。清廷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乾隆皇帝立即下令出兵，大将军班第率军西征。一年后，清军便攻占了伊犁。这时候，被软禁的大小和卓木兄弟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按理说，这两位白山派的首领本该被严加看管。但是乾隆皇帝却出人意料地作出了一个决定：释放大和卓木波罗泥都，让他随军南下收服回部。

＂此举可谓一箭三雕。＂当时参与议事的大学士傅恒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既可收拢人心，又可牵制黑山派，更能让白山派自相残杀。＂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小和卓木霍集占也被释放后，这对兄弟立刻翻脸，联合起来反抗清军。这一变故让清军不得不分兵应对，一面继续对付准噶尔残余势力，一面又要镇压和卓木兄弟的叛乱。

就在清军腹背受敌的危急时刻，一支意想不到的力量站了出来。原来，白山派始祖还有一个弟弟，他的后人们——喀拉玛特系统和卓家族，暗中策划了一场突袭，打了叛军一个措手不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初，战事终于平定。喀拉玛特系统和卓们陆续来到北京，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隆重接见。皇帝不仅赐予他们爵位，还给予了堪比外藩王公的待遇。

但是乾隆皇帝深知和卓家族在西域的影响力，为了防止他们日后生出异心，便以优厚的条件将他们留在了北京。同时，一些有势力的伯克及其家属也被＂请＂到了京师。

就这样，在西长安门外，一处专门安置这些西域贵族的特殊居所悄然成立了。这里不仅住着和卓家族、伯克贵族，还有来自西域的工匠、乐师和艺人，他们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回子营的居民。

二、回子营的组织架构

世人皆知满清八旗制度，却不知在这个森严的制度之下，还藏着一个特殊的旗籍群体。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春，内务府官员萨载在一份奏折中写道：＂回子营居民已编入八旗牛录，请陛下定夺其额设官员。＂这份奏折揭开了回子营独特管理体系的序幕。

回子营虽位于西长安门外，但其建制却与普通的坊里大不相同。按照规制，回子营被编入八旗制度下的牛录（满语称＂尼鲁＂），这是八旗制度中的基层单位。但与其他牛录不同的是，回子营的牛录冠以＂回子＂二字，称为＂回子佐领＂。

一位当时的随堂笔录记载：＂今日内务府尚书来营查验，定下规矩：设佐领一人，骁骑校尉一人，领催一人。＂这个特殊的编制体现了清廷对回子营的重视。

佐领是回子营的最高长官，由资历深厚的和卓家族成员担任。第一任佐领便是协助平定回疆有功的喀拉玛特系统和卓的后人赛伊德·阿齐孜。骁骑校尉则负责营内军事训练和治安，而领催则处理日常事务。

回子营的管理权归属内务府，这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安排。要知道，内务府掌管皇室内务，直接对皇帝负责。将回子营划归内务府管理，表明清廷将这些西域贵族视为＂自己人＂。

内务府每月按时发放俸禄，规格也颇为优厚。据档案记载，佐领每月可得银二十两，骁骑校尉十五两，普通居民也有四两至八两不等。除了银两，还有定量的米粮供应。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回子营还专门设立了一处＂办理回人佐领事务处＂。这个机构不仅处理营内事务，还负责接待来自西域的使节和商人。

回子营内部也形成了独特的等级制度。和卓家族、伯克贵族居住在营区中心位置，享受最高待遇。他们不仅可以在京城自由行动，还能与满族贵族通婚。档案中就记载了多起和卓家族子弟与满族旗人联姻的案例。

营区外围则居住着工匠、乐师、艺人等普通居民。虽然地位较低，但他们的生活也远胜于一般平民。许多人都在宫廷供职，或在和声署担任乐师，或在御用工坊当差。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因为人口增加，回子营不得不向南扩建。一份工程清单显示：＂新建房屋六十间，修缮旧房三十二间，建筑回人礼拜寺一座。＂这座清真寺不仅是居民日常礼拜的场所，也成了营内议事的重要场所。

回子营人口的增长远超预期。最初从回疆迁来的只有一百二十六人，但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时已增至二百余人。这些新增人口中，有一部分是从承德等地迁来的突厥系穆斯林，还有一些是在京城经商的西域商人举家迁入。

就这样，回子营形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管理有序的特殊社区。虽然归属八旗，但又独立于八旗之外；虽在京师，却又自成一体。这种独特的组织架构为回子营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回子营的文化交融

世人皆知北京城是一座包容万象的都城，却不知在西长安门外的这片园子里，正上演着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奇妙交融。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春日，一场特别的宫廷宴会在养心殿举行。和声署的回子营艺人正在表演一种叫做＂达尔瓦兹＂的绝技。只见艺人踏着细如游丝的钢绳，在高空中翩翩起舞，引得满朝文武连连叫绝。

这样的场景在乾隆朝屡见不鲜。宫廷档案记载，每逢重大节庆，和声署都会安排回子营艺人登台献艺。除了走钢丝，他们还带来了＂纳格拉＂鼓乐、＂木卡姆＂歌舞等西域特色表演。这些异域风情的节目不仅丰富了宫廷文化生活，还为满族贵族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西域文化的窗口。

回子营的饮食文化也在悄然影响着京城百姓的餐桌。据当时一位叫做纳苏尔的厨师回忆：＂皇上常派人来取＇馕＇，说是要和满洲火锅一起食用。＂这种将西域面饼配上满族火锅的吃法，很快在京城权贵间流行开来。

不仅如此，回子营居民还将独特的香料配方带到了京城。他们用孜然、胡椒等香料腌制羊肉，制作出了京城百姓从未尝过的美味。这种做法后来被本地羊肉铺学去，演变成了京城特色小吃＂十三香羊肉＂的雏形。

在节庆习俗方面，回子营形成了独特的＂双历并行＂制度。他们既按照伊斯兰历法过开斋节、古尔邦节等传统节日，又入乡随俗地过年节、端阳。每逢佳节，营内的清真寺都会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邻近的满族旗人也常常受邀参加。

一位叫做阿布都的老人在回忆录中写道：＂营里的节日总是热闹非凡。我们在寺里做礼拜，然后摆开长桌宴请四邻。满族朋友带来自家酿的蜜酒，我们则准备手抓羊肉，大家其乐融融。＂

回子营的建筑风格也体现出独特的文化交融。营区大门采用了传统满族八旗营房的样式，但进入内部，却又是另一番景象。清真寺的穹顶上刻着精美的伊斯兰花纹，庭院里种着从西域带来的果树，墙壁上悬挂着用阿拉伯文书写的经文。

最引人注目的是回子营的住宅。这些房屋外观上遵循京城建筑规制，但内部格局却别具一格。他们保留了西域民居＂厢房围院＂的布局，在院落中央建造凉亭，四周种植葡萄架，既保持了传统生活方式，又适应了北京的气候特点。

回子营居民与北京本地百姓的往来也日渐频繁。他们不仅在西城一带开设商铺，还将西域手工艺技术传授给本地匠人。一些回子营青年甚至加入了本地的评书茶社，用汉语讲述丝路故事，为北京的民间文化增添了异域色彩。

这种文化交融甚至影响到了服饰。回子营的居民在正式场合仍穿着传统的长袍，但日常生活中也会穿着满式对襟褂子。年轻一代更是创造出了独特的混搭风格，将维吾尔族的花帽与旗装结合，别具一格。

四、回子营的政治功能

世人皆知回子营是西域贵族的居所，却不知这里还是清廷经营西域的一处重要枢纽。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秋，一封来自浩罕的外交文书摆在了军机处的案头。翻译官阿里木江神情专注地翻阅着，一旁的满族官员静静等待。片刻之后，这位来自回子营的翻译官开口道：＂此乃浩罕王致书大清皇帝，言说要派使团来京，请求通商。＂

这样的场景在乾隆朝屡见不鲜。随着清朝势力扩展到天山南北，与中亚各国的往来日益频繁。朝廷急需一批精通多国语言、熟悉西域事务的人才。而回子营恰恰成了培养和储备这类人才的基地。

档案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廷在回子营设立了一所特殊的学校——＂回子官学＂。这所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八旗官学，专门培养通晓突厥语、波斯语的翻译人才。每年朝廷都会从回子营中挑选资质聪颖的年轻人入学，经过严格培训后，他们被派往军机处、理藩院等重要衙门任职。

一位名叫玉素甫的回子营子弟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又有浩罕使团到访，我负责接待。使者见我能用他们的语言交谈，甚是欢喜，连声说道：＇老乡啊老乡！＇＂这种亲切感往往能化解外交场合的尴尬，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回子营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朝廷出谋划策。每当清廷制定西域政策时，都会征询回子营耆老的意见。这些曾在天山南北叱咤风云的老人，对当地的民情风俗了如指掌，他们的建议常常能帮助朝廷避免施政偏差。

乾隆三十年（1765年），朝廷准备在回疆推行新政。回子营的几位和卓家族长者联名上书，建议保留当地的伯克制度，只在其上加设参赞大臣统领。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为清朝在西域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回子营还承担着接待西域商人的重任。每年春秋两季，来自布哈拉、撒马尔罕的商队都会来到北京。回子营不仅为他们提供住宿，还帮助他们与京城商户建立联系。渐渐地，回子营成了一个重要的贸易信息中心。

在回子营的帮助下，西域特产如玉石、毛毯、干果等源源不断地运到京城。一份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税务清单显示，仅这一年经回子营介绍成交的贸易额就达到白银十万两以上。

回子营居民还担任着重要的情报工作。他们通过商队往来、亲友联系等渠道，及时掌握西域各地的动态，为朝廷提供重要信息。档案中记载了多起回子营居民预警西域动乱的案例，为朝廷及时处置隐患立下了功劳。

这种独特的政治功能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一位道光朝的大臣在奏折中这样评价回子营：＂此处实为朝廷经略西域之耳目，联络四方之纽带，不可轻视也。＂

五、回子营的历史影响

世人皆知回子营存在了近两百年之久，却不知这片特殊的园子为后世留下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记录下了这样一段见闻：＂在北京西城，有一处特别的街区，那里的居民操着异域口音，穿着独特的服装，却又完全融入了这座古老的都城。＂这段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回子营在清朝民族政策中的示范作用。

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建立，到清朝末年的衰落，回子营始终保持着其特殊的地位。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八旗驻地，也不同于普通的坊市街区。这种独特的制度安排为清朝处理边疆民族事务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咸丰年间的一位大臣在奏折中写道：＂回子营之制，可推广至蒙古、西藏诸地。令其子弟入京教育，既可收教化之功，又可结主客之谊。＂这种＂诏安＂政策后来确实在其他边疆地区得到了运用。

同治六年（1867年），一位名叫阿布都拉的回子营居民在日记中记载：＂今日又有十余户喀什噶尔商人举家迁入，街巷愈发热闹。＂这反映出回子营作为多元文化交融典范的重要价值。在这里，来自不同地区的穆斯林群体得以和谐共处，并与北京本地文化形成良性互动。

回子营的影响也深深地烙印在了北京城的发展轨迹中。光绪年间，北京城内已经形成了数个类似回子营的特色街区。这些街区虽然规模不及回子营，但都继承了其包容开放的特点。西城区的牛街、东城区的沙子胡同，都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延续。

更值得注意的是回子营在商贸方面的贡献。据光绪十年（188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北京城内经营西域商品的商号已达数十家，其中大部分都与回子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商号不仅带来了异域商品，还推动了北京商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在建筑文化方面，回子营的影响同样显著。一份光绪年间的营建档案显示，当时北京城内新建的清真寺多采用了回子营清真寺的建筑特色，将伊斯兰建筑风格与北京四合院的布局巧妙结合。这种建筑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北京清真寺的典型样式。

到了清末，回子营虽然已经不复往日荣光，但它播下的文化种子已在北京城生根发芽。一位清末进士在《京师杂记》中写道：＂西城胡同深处，时闻异域歌声，闻香即走，必有回营遗韵。＂这种文化积淀为近代北京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最后一批回子营居民搬离了这片生活了近百年的园子。但他们的后人仍然活跃在北京的各个领域，有的经营着祖传的西域商号，有的在新式学堂教授外语，有的则投身于新兴的文化事业。一位老北京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便是到了民国年间，提起回子营，仍是满满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