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事稼穑含义_孔子为什么主张不事稼穑

不事稼穑含义_孔子为什么主张不事稼穑

不识五谷，不事稼穑。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对农业劳动不熟悉，不热爱，连长在地里稻、麦、玉米、高梁等五谷都不能分辨，更不愿也不会干农活。按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国是一个农耕社会，老百姓热爱土地，勤劳俭朴，对这种不识五谷，不事稼穑的人是看不起的。

孔子的确有主张不事稼穑的观点，但这绝非轻视老百姓，轻视农民，恰恰相反，而是重视农民，保护农民。主张不事稼穑，实质就是主张“不与民争业（利）”，即政府官员不应该再直接从事包括农业在内的任何产业的经营。

《论语》子路第十三篇第四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是明确的行业分工思想。孔子认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与“老农”、“老圃”所从的行业根本不同。对于耕田、种菜园来说，自己是非专业的，而“老农”、“老圃”则是专业的，自己不如他们。孔子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则属于“政治业”，也是“道义业”，其职责是用道义去教化社会。

我此前已经多次指出，自古至今，中国的行业分工是最健全的。如果以中国为标准，唯有中国存在真正的分工，其他任何文明，包括现代文明都没有做到真正的分工。

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出现真正分工体系的标准就是，是否出现独立的政治业，也是独立的道义业。政治业独立与否的标准则是，从政人员是否被真正切断与任何经济产业的直接联系，从政人员是否被禁止从事任何的产业经营。这就是著名的“不与民争业（利）。”

在中国之外的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则一直没有出现真正独立的政治业，因此，也就没有真正健全的分工体系。

美国的政治体制，在现代文明中被认为是最先进、发达的，但是，美国的政治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独立，真正的专业化，因为美国的政治并没有做到真正切断与经济部门的直接联系。他们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在做官的同时，依然可以继续拥有经济产业。譬如美国的现任总统特朗普，原本就是一个地产大亨，直接通过选举而登上总统之位。

同时，总统的选举则还可以直接接受来自经济界的“政治献金”。而且企业界还可以资助一些所谓的“智囊”、研究机构，去对政府进行游说和影响。

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中，不仅官员禁止从事任何产业经营，而且，也禁止政府和官员与任何产业和商人发生任何的直接联系，即禁止“官商勾结”，禁止商人干政。美国的官员不仅自己还可以直接拥有和经济产业，而且，政府和官员还可以与商人发生直接，“官商勾结”、“商人干政”都是光明正大的，合法的。

孔子还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则是反过来在说明和维护政治业的独立。

孔子反复强调的“君子小人”之辩，“义利”之辩，实质上也都有行业分工的意义。君子和小人也是两个不同的职业群体，前者从事的是“道义业”、“政治业”，后者从事的则是“利益业”、“经济业”，两者之间界限清晰，相互独立。

孟子在这个问题上则做了更深入的分析。在当时有个“农家”，主张所有的人都应该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自己所吃的粮食必须自己种，否则就是对其他人的剥削。孟子则极力反对。他用社会分工的原理，证明“政治-道义业”，是一个独立的行业，为社会提供专业的“政治-道义”服务。为更好地履行自己专业职责，这个“政治-道义业”理应不能再参与任何的经济产业，不能再从事任何追求利益的行为。

最著名的就是“君子”、“小人”与“恒产”、“恒心”的关系。“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这里的“士”就是君子，也是政治业从业者。“恒产”就是能够带来稳定收入的经济产业。

“士”按照行业分工本来就是“不与民争业”的，不能拥有和经营任何产业的，本来就是“无恒产”的，他们的收入是来自国家俸禄。因此能够做到在缺乏“恒产”的情况下，保持“恒心”。

而“民”则是各经济产业的从业者，他们的收入就是来自他们所经营的产业，一旦没有“恒产”，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生活来源，因此无法保持“恒心”。

这么解释绝非在论证“经济决定论”，而只是说明，“义利”之变并非仅仅停留在空洞的道德说教水平，而是已经深化到行业分工的水平，由行业分工为其支撑。

实际上，是先有的独立的道义的概念，后有的独立的政治-道义行业。

《诗经 魏风》中的好几首诗，也是基于行业分工的，也是意在建立独立的政治-道义业。最为著名的就是《硕鼠》和《伐檀》。

《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现代一般认为这两首诗是讽刺和反对政府高税收的，事实并非如此。所讽刺和反对的并非政府的高税收，而是魏国农民对税收的彻底抵抗。魏国当时所流行的观念是“农家”的，认为官员们也应该亲自劳动。如果自己不参与直接的劳动，而获得粮食和食物，就是对人民的剥削，无法容忍。也就是说，当时的魏国还接受不了独立的政治也这样的理念。

在第三次对汉武帝的回答中，即“天人三策”之第三策，董仲舒说：“夫天亦有所分子（公平对待，不让某个单一物种太强大），予之齿者去其角，傅(附)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农业、工业），不动于末(商业)，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董仲舒还说：“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受禄之家”就是指包括天子皇帝在内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收入应该全部来自朝廷提供的俸禄薪水，而不能再经营其他任何产业。

然后董仲舒就举了“拔葵去织”之事例：“故公仪子（公仪休）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食菜）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